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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影《八月》描述了上世纪90年代初的西部小城,国家开始实施国有单位转型,每一个简单家庭的生活都被改革所影响,而少年小雷就这样在天真与世故之间、经济变革与家庭改变之间懵懂成长的故事。

       金马奖最佳影片《八月》今日(3月24日)全国上映,该片是青年导演张大磊的第一部长片电影,用黑白的影像回顾1990年代,透过小男孩小雷的眼光看到周遭的大人因为国有单位转型,而开始失去铁饭碗,生活产生变化的故事。以孩童的视角看待时代变迁,致敬父辈,没有大悲大喜,不做过多干扰和评判,就像是一首散文诗, 也被人看作是“大陆版《童年往事》”。

       在电影上映之前,导演张大磊接受了时光网的专访,谈自己的创作初衷,作为新导演的第一次创作经历,以及“蛰伏”的那些年。张大磊还向记者透露,为自己打开电影之门的“导师”是特吕弗的《四百击》。

       张大磊记得,当《八月》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时,评委会主席许鞍华曾透露,评委中有不少像她这样精通电影的老行家都很纳闷,一个青年导演到底玩了什么“把戏”能把他们吸引,于是坚持看了两遍,得出的结论是,这部影片是跨地域的,走进人心的作品。走进人心,已经成为了导演张大磊的创作核心,他告诉记者,无论大环境怎么变,只要这个核心在,他就不会偏离太远。未来,张大磊还将继续关注小人物的故事,也会将镜头继续追索着少年“小雷”的成长。

1990年代的童年往事
懵懵懂懂的孩子和受时代冲击的父

时光网:《八月》呈现了一段90年代的童年岁月,勾起了很多80后的回忆,你觉得电影里美好的90年代是过来人的滤镜,还是真的那么美好?

张大磊:回头看和生活在其中其实是两回事,真在那个处境中是面对和解决,小的时候没有很明确的概念,当时,尤其我在呼和浩特长大,特别羡慕北京这些大城市的孩子,很多现代化的玩乐,现在回过头去看,那时候简单的生活,人与物是非常难得的,也是我念念不忘的原因吧,生活中、朋友中、人和人之间相处的亲密关系,每个东西拿出来都特别珍惜特别有分量,现在人与人之间疏离很多,有戒备也有各种考量。

时光网:能把这段往事作为自己第一部导演长片的内容,说明它对你的成长来说还是很有分量的。

张大磊:选取这个题材完全是出于直觉,感性上的事情,我对生活质感特别迷恋,渴望能通过电影的形式,把我一直存在脑中说不清像梦一样的东西呈现出来,《八月》是我自己特别想要看到的一部电影。

 

张大磊:影片里那个年代是1994年,当时,我姥姥的母亲(太姥姥)近90岁,她把腿摔了,我的母亲、舅舅、姥姥每天照顾太姥姥。那年,我考完了中学,放假期间没事做,每天中午都会去太姥姥那儿待着,大人在忙,我就安静地待着。
      后来我成年了,已经很少有小时候那种大把的可以晃晃悠悠闲待着的生活,我记得2008年的时候,我回到姥姥家吃饭,恰恰又度过了像小时候那样的一个中午。
 
     也许因为把心沉下来,慢下来了,才留意到家里的生活细节,比如,院里还会有果树,风吹过树叶还会响,远处还是能听到部队的号声,跟小时候没变,这个感觉忽然让我如梦似幻。但变了的是我太姥姥去世了,当年照顾她的姥姥也到了她这个年龄,而且一样是腿坏了,我的舅舅、母亲都在轮番照顾姥姥,我当时想,如果这时候家里还有一个跟我一样大的小孩子,那就是很有意思的重现当年了,这种有距离,忽远忽近的感觉,就像看到了一个梦,那我觉得,得拍了。


时光网:电影最终呈现出来的内容,哪些是你的真实人生,哪些是戏剧创作?

张大磊:生活的环境是真实的,我的童年是在电影制片厂家属院里,我身边的父辈都是从事这个职业的,影片中的家庭或邻里人物关系都跟我自己的很相似。那个时代,只要在大集体家属院里生活都是这个样子。电影里的家庭关系就是我家的家庭关系,父亲是从事影视的,孩子是个小学生,母亲是老师,这个结构和家庭生活的气氛是那个时代的共性。

但我父亲跟电影中的父亲性格不太一样,我父亲比较平和,电影中的父亲有些性格是我自己的,是我理想当中作为父亲的态度,比如,不愿低下高昂的头颅是我自己的心气儿(笑),这种态度也不是架空的,我身边也有些叔叔也有这个影子,算是一种融合吧。

时光网:大部分孩子可能都是懵懵懂懂地长大了,但感觉你小时候似乎特别敏感,能捕捉到父辈被时代冲击的一些情绪变化。

 

 

张大磊:其实具体怎么回事,我当时不明白的,我记得的都是一些细节,当时我读小学,有几次我肚子疼回家了,发现我妈妈上班去了,我爸爸在家,他有次还跟几个弟兄买了大鱼缸鱼苗养鱼,他说养鱼是养心性的,后来又打太极拳。
      你想,原来他肯定没这么时间的,但当时他闲功夫忽然特别多,谈论工作的时间很少了,我会感觉不太一样。我们家庭生活也会有变化,尤其是吃饭时父母的表情不太一样了,还经常能看见父亲躺在床上听音乐,那个年代的校园民谣,高晓松老狼唱的特别伤感,其实孩子是不懂伤感的,但是我当时听就特别难受,感受到他的内心是有些波动的。这些都是细微的,再往后一切都明了了,我们大院里该走都走了,都出去谋生去了。


时光网:你会怎么看父辈们对于改革命运的接受,以及做出的选择?

张大磊:他们做选择比我们痛苦,他们一直在大时代大集体环境中成长起来的,习惯了,重新翻盘等于再活一次。而且他们太单纯了,他们从来没有想过,一旦没有这样的集体制了我要做什么,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概念。现在的人更适应变化,没有变化自己都不安于现状。但即使如此,他们那时候反倒接受得特别从容,既面对、接受了这个变化,也没放弃自己的追求,这个过渡期之后,依然能坚持自己要做的事情,这就是人的韧性。我的父亲变化不算大,做场工只是单纯的委屈,很多其他叔叔们就彻底跟此前的工作拜拜了,现在想来,挺敬佩父亲那一代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