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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资本市场与中国电影充分嫁接的新格局下,编剧的基础性、底座性和动力性并没有消失,编剧仍然是电影产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。

 

中国影视剧还是缺少好故事

  根据2016年中国电影发展的新形势,可以看到经过十几年的产业化改革,中国电影实现了一系列的突破和长足的进步,突出表现在电影的生产力空前活跃。
 
  截至目前,2016年国产电影故事片的立项超过2000部,今年国产电影的生产规模也有望达到700部;同时国产电影的投资主体达到1500家(高峰时期达到2000家),其中可持续从事电影创作生产的主体超过300家。
 
  在这样的活跃背景下,出现了一批电影编剧新力量,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生产力架构,为中国电影的创作带来了活力与生机,注入了新鲜血液。在资本市场与中国电影充分嫁接的新格局下,编剧的基础性、底座性和动力性并没有消失,编剧仍然是电影产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。
 
  今年4月以来,电影票房增速放缓,市场上缺少能够把观众召唤回影院的好作品。如何在资本的“要求”下拒绝迷失,在市场增速放缓的情况下避免浮躁、潜心创作,是对电影编剧,尤其是新生代编剧的考验。
 
  日前,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组织了一场在京部分电影编剧座谈会,电影局局长张宏森、副局长李国奇、副巡视员周建东,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孙向辉、研究员李迅,张冀、张嘉佳、冉平、黄丹、陈舒、赵葆华、张挺、袁媛、许波、白铁军等电影编剧齐聚一堂,从剧作的角度阐述在电影产业发展的新时期下,在电影市场出现的新变化中,电影剧本要摒弃低俗、媚俗的低级手法,用中国文化特色和个性来讲中国故事,在与观众产生共鸣的同时,传递出中国电影所具备的正能量。
 
张宏森(电影局局长)
电影要担负起开启民智,推动社会文明进程的重任
 
  中国电影在2015年超高速发展,给予人们新的期待和厚望。在向现代社会、现代文明、向现代化强国迈进的过程当中,人们思考的不仅仅是衣食住行等基本问题,也包括一些重大的精神命题,希望有艺术品种能够承担一种责任,推动社会的文明进程,参与到社会精神文化建设的日常状态当中,因此把责任更多地寄予电影身上——希望电影在娱乐和满足梦想的同时,更多担负起开启民智,推动社会文明进程的重任。
 
  由于中国电影在产业道路上经验尚浅,我们对类型化的掌握、对高科技大片的把握,对原创性大剧情片的推进都有待加强;同时,中国电影与时代、与生活、与民生在结合度上又有所松懈。
 
  这都给电影提出了新的审美期待、提出了新的文体意识。既然做大片,我们就要把大片做出个大规模,做出个大形态,不能大中见小、大中见拙、大中见丑;既然做小片,做中等成本的影片,就希望我们把真情实感置放其中,和时代、和人民、和土地产生亲密关系。
 
  人们对电影是有多重期待和多重要求的,一旦戴上3D眼镜,观众就会用大片眼光来看待你;面对类型片,观众就会用纯熟的类型片要求来评判,比例是否对?配方是否准确?看文艺片的时候,观众则会看你是否关注心灵、关心生命、关照生活,是否具有电影语言的开拓性和独特性等等,观众不会混为一谈的。因此,我们在满足观众的审美期待和文本意识方面,仍然有滞后之处。
 
  截至目前,今年的电影票房增长12%,观众人次增长19%,殊为不易。但是,互联网视频系统的观众人次则远远超过这个数字,包括网剧、网大、直播等,在某种程度上必然分流了电影观众。这给我们提出来一个新问题,在互联网与电影争夺观众、分流观众的时代,如何建立大银幕的优势,建立影院集体观赏的优势和仪式,这非常重要!
 
  我们聚焦提高电影创作质量和水平,聚焦在新时代怎样把电影推向一个新的审美和创作境界,重新建立中国电影和中国百姓、和中国观众之间新型而紧密的关系,从这个意义上,我想从三个层面谈谈对目前电影创作的一些看法。
 
  首先,要在价值观层面上重新确认。习主席在两年前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,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、以人民为中心是文艺创作的根本方向、弘扬真善美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价值等很多非常经典的、非常宝贵的论断。
 
  我又想到了先辈教给我们的一些基本道理,《大学》开篇即说:“大学之道,在明明德,在亲民,在止于至善。知止而后有定……”都有一脉相承之处。为什么一些电影作品屡屡被误读?是因为这些影片的价值观在凸显过程中不那么坚实有力,不那么伟岸高大。我们看到,任何一部优秀作品打动观众,依靠的还是它的价值观系统,这个问题毋庸置疑地摆在我们面前。
 
  其次,方法论问题。当中国电影拥有了美好的价值观的时候,是否还具备实现价值观的方法论?我认为,我们在方法论训练上有所欠缺。比如在类型影片的训练上不够完整、不够系统,没有对它的比例和配方进行深化,内化于心、外化于形。我们在作者化体系上,也需要认真思考中国化本土移植的问题,如何与中国现实主义一脉相承的传统对接?如何和中国的现代性对接?需要认真思考。
 
  与此同时,掌握规律是为了超越规律,我们超越规律就是要建立中国特色的叙述文体,中国特色的电影美学和电影语言,我们只有在掌握规律的基础上超越了规律才能拥有更大的话语权、更大的生存空间,所以方法论的训练非常紧迫、非常必要。
 
  再次,与时俱进的现代性。我们不仅面临好莱坞的挑战、面临互联网的挑战,同时也面临与自己的挑战。如今,电影与视频网站的窗口期越来越短,怎样保证电影的影院特质?因此必须要建立大银幕优势,必须用现代叙述文体、现代工业和现代科技的优势与互联网观看形成区别。不仅是杜比5.1升级杜比全景声,不仅仅是2D改3D,电影的叙述文体、电影的节奏意识、集体观赏的剧场效果都需要考量。
 
  另外,在互联网时代,碎片化阅读时代,要聚集起观众,必须要强调电影的社交功能,从而与互联网产品构成区别。对剧作来说,与时俱进的现代性可能弥漫在每一个分场、每一个细节和每一个文字背后预留的工业空间和科技空间里。电影的叙述语法、语态在未来会呈现出什么状态?我们必须要深入思考,墨守陈规、回头看没有出路,要有成为新经典的勇气!
 
  今天的议题是聚焦如何提高电影质量,努力攀登高峰。我们要统一思想、凝聚共识,打好质量和水平这一仗,捍卫住中国电影的历史命脉和发展命脉,千万不能在这个关键节点开历史性的玩笑,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发展环境。
 
  《论语》说“质胜文则野,文胜质则史,文质彬彬,然后君子”。怎样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,世界观、价值观和方法论的统一,做到文质彬彬,关乎中国电影未来的发展境地。
 
 
张冀(代表作《中国合伙人》《亲爱的》《李娜》)
中国故事的前提就是中国题材
 
  中国编剧现在缺少“忧患思维”。我见到很多新编剧,一上来就和我聊剧作方法论、节奏、高潮点等等,认为有技术、有结构就可以了。单用技术和技巧堆出来的剧本,中国观众为什么要看?如果只是纯技术的展示,中国观众完全可以看更成熟的好莱坞电影、韩国电影,甚至是日本电影、香港电影。
 
  我写《李娜》的剧本非常艰难,因为在世界范围内,都没有这样一部网球电影,而且中国也没有一部真正的体育传记电影。为了这个剧本,我耗费掉两年的时间,但觉得很值得,李娜是在中国独特的体育系统里“打”出来的职业网球运动员,她的经历全球独一无二。我希望用《李娜》的创作经历告诉年轻编剧,先要在题材上有竞争优势,再去思考技巧。
 
  编剧希望讲好中国故事,中国故事的前提就是中国题材,只有发生在中国、属于中国人的题材,才能衍生出中国故事,目前,一些年轻编剧在题材上确有些“懈怠性”,他们人物只要技术练好了,就可以写一个电影剧本,其实没有那么简单。
 
  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找题材、练技巧上,这样才对得起写剧本带来的“挑战”,如果编剧想和大导演长期合作,必须要交出好作品。希望编剧同行不要放松,不要懈怠,电影市场不是“你给什么,就能回馈你什么”。同时,目前我们对于“类型化”仍处在学习的阶段,类型的本土化是最重要的,要兼顾话题性和社会性。
 
袁媛(代表作《滚蛋吧!肿瘤君》)
观众需要的是真情实感
 
  我们在学校接受的系统教育,有时候会感觉“自我成才”,因为我看过的编剧书,几乎没有一本是国内的。如果国内的老师能够有感而发,总结出自己的一套系统理论知识并传授给大家,这是非常好的事情。但如果老师是从国外编剧理论的书籍中借鉴,那学生不如直接去看罗伯特·麦基等大师总结出来的编剧理论,指导意义会更大。
 
  谈到电影类型化,即便是好莱坞也在面临类型化新突破的困境,而我们已经逐渐够到了电影类型的“边”,从《泰囧》《北京遇上西雅图》等作品中,我鲜明地感觉到好莱坞剧作的套路,并且融入了生活化的情感和本土化的元素。
 
  其他一些国产电影虽然也借鉴了一些套路化的创作,但充斥了虚假的情感,这是观众不能接受的。我一直很喜欢华纳公司秉承的三个创作原则:娱乐性、启发性、教育性。我们的编剧应该在动笔之前,思考清楚观众究竟需要怎样的作品。近两年,不少印度电影的品质非常高,甚至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叙事系统,这也是印度电影年观影人次超越我们的原因。
 
 
张嘉佳(代表作《摆渡人》《从你的全世界路过》)
市场化的作品必须具备时代性
 
  2013年的时候,王家卫导演找到我,希望我创作《摆渡人》的剧本。我一写就写了3年,改了118稿,主人公换了24次,故事主线换了30次,甚至一场戏开拍的当天要修改8次。当剧本改到70多稿的时候,王家卫导演希望我自己执导影片,我硬着头皮拍了一年多,有时一天只拍一个镜头。
 
  王家卫导演有自己的观点。我写的东西,我的价值观,我剧本中的人物和思路,是属于这个时代的。如果我自己执导,呈现出来的画面也和时代相吻合。
 
  这让我想到1997年我们开始接触网络,看着互联网一步步发展壮大,变成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但对90后、00后来说,互联网就像“自来水”,所以他们的生活模式和价值观就会发生变化。因此,如果要创作一部市场化的作品,一定要具备时代性。
 
  我不认为网络大电影能够影响到院线电影,就像电子书虽然火爆,但纸质书仍然有它存在的价值。任何一个产业都不会突然变好,也不会突然没落,去年电影市场的蓬勃发展,是源于出现了《夏洛特烦恼》《煎饼侠》等一些属于这个时代的作品,里面人物的价值观、故事结构,都是这个时代人最喜闻乐见的方式。
 
陈舒(代表作《恋爱中的城市》《绣春刀》)
写剧本要清楚作品的“灵魂”
 
  当下的80后、90后从小生活在应试教育的模式下,对于“价值观”三个字会有本能的抵触,因此我在写作时,更愿意谈作品的“灵魂”。编剧写得越多,自发性的创作越多的时候,越会喜欢深入探讨作品的“灵魂”,这个“灵魂”,其实就是写这个作品的初衷。
 
  对于编剧而言,由于电影是工业化产品,需要团队合作,也需要满足资本、演员的要求,有时写着写着就会觉得偏离了自己的初衷。因此,创作者应当在写剧本时不断追问自己,作品的灵魂究竟在哪里,这是写剧本的前提。
 
  目前,我们其实已经具备了类型片的创作技法。我想提一下近来比较火热的韩国电影《釜山行》,这部电影创造了韩国电影的观影人次奇迹,借助了僵尸类型,展现的是东方传统的情感内核。也就是用一套西方的电影类型系统,套用在黄种人身上,这不是虚假的创作,而是从内心认同电影东方式的情感表达,在类型的本土化上,韩国电影值得我们借鉴。
 
  同时,大部分刚入行的编剧都是做“委托创作”,不享有版权,委托创作给了年轻编剧很多锻炼的机会,在委托创作过程中逐渐熟悉了电影的工业化流程,也明白了电影是团队合作的工种。但时间长了,委托创作会给人一种“无力感”,编剧会感觉自己对作品的把控是有限的。
 
  我本人目前体会到了原创的甜头,如果我们想有自己自觉的创作欲望,那为什么不去做原创呢?《绣春刀》是我和导演路阳两个人共同原创开发的作品,除了原始版权带来的收益,我们拥有对作品很强的把控力。《绣春刀2》请到了宁浩来监制,他非常尊重路阳作为导演的艺术表达和追求,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《绣春刀》是属于我们的故事,因此在和各个工种合作的时候,独立性和完整性可以得到保留。
 
黄丹(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主任、编剧)
市场需要接地气、有深度的作品
 
  在教学的过程中,我不断和学生强调,作品一定要落地,要接地气,在创作过程中要接触社会,抓住社会热点,抓住社会上的矛盾。
 
  我经常带学生看奥斯卡获奖的电影,《聚焦》《荒野猎人》《房间》等等,看完之后感慨颇深,比如《房间》这样的故事我们身边就发生过,新闻报道也有,但却没有人关注。在我国城市化进程当中,娱乐化的作品符合刚刚进入城市生活的观众对电影的想象,亮丽、堂皇、绚丽……但真正有深度、有灵魂、有热度的作品确实不多。
 
  实际上,中国每天都在发生着非常好看的故事,从微信、朋友圈都能看到有趣的故事,观众不只需要魔幻片,更需要接地气、有深度的电影;而电影作为国家的文化名片,更需要这样的作品。
 
  现在的电影生产,投资方对于题材的判断和把握,更多考虑的是安全感和投资回报,忽略了电影的艺术属性。还有版权问题,目前编剧都是“一把卖”,几乎没有后续的版权收入。希望在法律、制度等多个层面,能够对编剧进行保护,我相信这会促进整个行业的良性发展。
 
 
冉平(代表作《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)
在普世价值的基础上探寻中国故事的独特性
 
  有些情况下,编剧正逐渐沦为导演的“工具”。早先编剧都是自己写,靠着情怀和兴趣创作,现在变成了“码台词”,纯技术性的创作,这不是编剧需要做的事情。
 
  但当下比较好的现象是,编剧和导演、主创的合作更加密切,自身影响力也更强。想要影响到合作者,编剧就要发挥自身的影响力,同时要有对故事思考的能力。编剧的思考能力获得认同,与合作的创作者产生了共鸣,其他的创作难题和面临的困境也都不是问题。
 
  现在的大片剧组动辄上千人,有三分之一都是外国团队,但我认为,把西方的技术拿来,把好莱坞讲故事的技巧引进来,把粉丝都调动起来,把炫目的画面和抓人的桥段都组织起来,并不一定能赢得观众、赢得市场。这是不成熟的想法,但我们的类型片确实处于学习的阶段,因此“试错”的过程是必要的。
 
  我和一些90后导演有过合作,和他们的合作、交流、学习让我受益匪浅。从年轻创作者身上,我了解到了如何实现作品的现代性。现代性不是表面文章,它包括了情感方式、价值判断等等。但不管如何表达,如何处理信息,最后留下来能够打动人心的,一定是有人类共性、有普世价值观的。在这个基础上,编剧应该寻找到中国故事、中国好人、中国英雄和好莱坞有哪些不同,找到独特性,如果在这方面能够和导演、投资方形成合力,我们就可以在行业里走得更深、更远,让自身的想象力有更充分的发挥空间。
 
许波(代表作《破冰》、电视剧《结婚十年》)
看到了具有担当精神的年轻一代
 
  我对当下的电影产业发展还是比较乐观的,我接触的基本都是年轻人,他们的“三观”很正,也有自己的追求。前一段时间我去影院看《长江图》,晚上10时20分的场次,还有18个年轻人走进影院,我很欣慰,这也是我保持乐观态度的原因。
 
  我去云南山区支教了一段时间,那个县城没有电影院,只有文化馆里有一个废弃的礼堂,也没有人看电影,百姓的精神很空虚。由于山上没有菜吃,我们几位老师轮流去县城买菜,下载一批影视作品再回到山上。支教回来后,我们也曾在周末去看过电影,从他们身上我感觉到了有些失望。所以我也在思考,究竟什么样的作品才叫“接地气”?
 
  我看到一些年轻人的生活状态,会很无力,那是一种没有方向的生活状态。走出大山就意味着“成功”?曾有支教班的毕业生惶恐地问我,进城了又能怎样,回到家乡又该怎么办,他们希望能为家乡做点事情。回到影视创作,我们也需要这种担当精神。
 
赵葆华(代表作《守护童年》《邓小平登黄山》)
要寻找新的艺术方法论
 
  电影产业的发展有目共睹,但在制作上有些过分倚重市场效应,逐渐变成“以票房多寡论英雄”的局面;在创作上则过分看重娱乐题材,“凭笑声多少论短长”;在题材上缺少独创性,跟风、模仿等造成了观众的审美疲劳,曾经风光无限的几种类型片也暂时沉寂了。
 
  我们不能在创作上懒惰。娱乐狂欢很好看,明星也很好看,但缺少感人至深的作品。我们需要感天动地、义薄云天,需要英雄主义、爱国主义,需要“80、21”精神,也就是80年代的创作精神加上21世纪的开放态度。
 
  编剧应该从时代精神中寻找选题,在生活中寻找灵感。编剧是电影的第一生产力,为电影作品提供基座。就在编剧都为自己维权的时候,我们也应该看到,电影的媚俗化、平庸化,也和编剧有密切的关系。编剧队伍需要进行生活充电、艺术充电、思想充电。
 
  编剧是中国电影发展的基座,要想夯实基座,不但要从思想层面,还要从组织层面、政治层面夯实到实处,而不是停留在热情的呼唤和美好的期待。另外还要壮大我们的编辑队伍,竭力保护编剧创造性的劳动。
 
张挺(代表作《花木兰》)
坚守普世价值观的表达
 
  所谓电影的是现代性,就体现在价值观上。电影创作出现的瓶颈,主要原因就源自社会整体价值观需要突破,这并非一部电影可以承载或改变的。编剧需要认清一点,普世价值观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通道,我们不应只追求技术的现代化,而对价值观部分“视而不见”。
 
  当下火热的“IP”,虽有民间基础,但趋利性比较强,为了迎合大部分人的需求而舍弃一些内容。我们允许多样化的作品存在,但还是希望能够多坚持一点,哪怕“多撞两次墙”,也要把关键性的部分坚持住。
 
  再来说技术性的问题。西方电影有基础的叙事叫“经典叙事”,这个“经典叙事”就是“从前有座山,山里有座庙”,但电影之间的差异就是在“经典叙事”的基础上,接下来怎么讲。好的电影具备情感独特性以及文化深度,这些是无法通过技巧实现的。
 
白铁军(代表作《没完没了》)
编剧应加强“主动创作”的意识
 
  电影市场的平淡特别正常,去年的《烈日灼心》《滚蛋吧!肿瘤君》《老炮儿》都是好电影,今年确实缺少这样的作品。
 
  好的编剧,应该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,然后市场还能够接受,这比“命题作文”要好很多。但目前,70%-80%的编剧都是“给啥吃啥”,做不到“想啥吃啥”。即便是“委托创作”或“命题作文”,成片的品质都不是编剧能够把控的。
 
  在创作方面,编剧的机会仍然不多,自己想写的内容写不出来,这是很难受的一件事。一般都是“不管想不想,必须完成”的命题作文。编剧应该有更多主动创作的意识和机会,哪怕两三年出一部作品,也是值得的。
 
李迅(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)
塑造人物要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动机
 
  我们应该把电影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待,娱乐和艺术在电影这个平台上是平等的。我不赞成做艺术电影的就了不起,做娱乐片的就应该被嘲笑、被轻蔑。好莱坞也是在娱乐类型的基础上来建设电影艺术和价值观。
 
  而我们是从艺术领域进入,接着追求喜闻乐见和娱乐大众,然后再去探讨价值观。在这样的环境下讲故事,势必会偏向艺术方面,而不太照顾大众能接受的主流价值观。
 
  因此,做商业电影首先应建立在娱乐大众的基础上,再考虑艺术建设,以至价值观的表达。这个三角建构首先和时代性、现代性密切相关。
 
  无论是经典叙事,还是经过革新的现代化叙事,最后都会落在人物塑造上,这也是观众评价影片非常重要的一点。而人物塑造中的心理动机和人物性格,一定是植根于现实的。作为国产电影的编剧,要想创作出贴近现实的作品,一定要有中国人特有的心理动机,它决定了整个故事的走向以及人物的行为方式,甚至是故事的结局。
 
孙向辉(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)
不应剥夺观众享受某一类电影的权利
 
  在目前的电影中,不管是哪种形式的表达,都与我们的火热生活存在距离。1995年我曾到西藏工作,对口援藏了三年,但至今为止还没有一部电影真实表达了那一段历史。先后有很多人对口援藏,我们对西藏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怀,西藏壮美的风景,美好的人性交流,艰苦的生活等等,很多内容都适合通过影视作品来展现。
 
  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研究,我们发现过去一段时间的电影市场不是创作者“做主”,甚至不是观众在“做主”,真正左右电影市场的是自媒体,来自个别把持着陈旧评论话语权的评论家,大家会在网络上发表负面评论,甚至电影还没上映,就有很多负面评论。
 
  我们的电影究竟是怎样的水准?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刚刚完成了暑期档的观众满意度调查,工作人员在影院现场“拦截”观众,直接询问对影片的反应,同时还有50个专家参与调研。结果显示,今年的暑期档比春季档分数略高,达到80.6分。这可以说明,大多数观众到电影院的目的是很单纯,他们也是很宽容的。
 
  不管是舆论界的人、评论家、还是其他行业的从业者,都不应该剥夺观众享受某一类电影的权利。比如当下很多青春片受到了质疑,但我们要清楚的是,还有很多正在上学的年轻人,我们不能拿自己的眼光评价他们的青春。就像很多观众等了三个小时,为了看《长江图》的首映,也像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那些热情的观众,他们都有自己热衷的电影类型,应该得到尊重。